一盏灯、一本书、一壶清茶，香雾缭绕，悠然自得。如今，香道已然成为一种休闲时尚，殊不知，她更是一种文化传承。
　　礼佛之人皆知晓，永春香品质上乘。这当中，尤属达埔镇汉口香最是一流，追问永春香道历史，更要从这里开始。
　　海丝之路 携来芳香
　　汉口香，与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　　追溯中国香文化，早在数千年以前的商周时期，便有了焚香祭天的传说；到了汉武帝时期，我国官方开始对外贸易往来，古丝绸之路便成为香料的重要贸易通道。
　　时光流转，到了唐朝，遍布全国的香作坊、香客宣示着香道之盛。然而，“安史之乱”令北方“陆上丝绸之路”迅速没落，经济中心南移，香料运输失去了重要的交通要道；唐中朝之后，随着造船术和航海术的提高，南方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日益繁荣，香料运输复而兴旺。
　　早在公元4世纪左右，随着中外海路交往的频繁，阿拉伯人开辟了从波斯湾或红海横渡印度洋，穿过马六甲海峡，直达中国港口和东南亚“香料群岛”的航路——这就是“海上香料之路”。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，与“香料之路”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　　从唐代开始，泉州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。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，往来泉州的各国使臣、商人和传教士，向泉州输入了香料、药物、宝货、纺织品、皮货等，其中香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，数量多得惊人。五代时期，永春人留从效任清源军节度使，“招徕海上蛮夷商贾”，为促进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做出巨大贡献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北宋建隆元年（960年），留从效向宋太祖进贡“龙脑香数十斤”，龙脑香就是产自海外的一种名贵香料。南宋初年，大食蕃客蒲罗辛一行来泉州贸易，运载价值30万贯的乳香，受到宋王朝的嘉奖。在马可·波罗的著名游记中，也曾多次提到所见刺桐港香料之多：“我敢言，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，乃至此刺桐港者，则有船舶百余。”“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。”
　　上世纪70年代，泉州湾后渚港发掘的出土文物宋代古船中，有4300多斤降真香、檀香、沉香、乳香、龙涎香等，其中一种经炒制过的乳香，属于索马里原乳香一类，更是说明当时输入泉州的香料不仅数量众多，来源也甚广，远至东非诸国。
　　源于蒲氏 代代相传
　　制香，不仅需要众多香料来源，手艺也尤为重要。可以说，永春几乎所有的制香工艺都是发源自蒲氏。
　　早在宋末，家住在泉州的阿拉伯大商人蒲寿庚一家，便是世代以经营香料为主的家族。《宋史·本纪卷四十七》记载：“初寿庚提举泉(市)舶司，擅蕃舶利者三十年。”与《蒲氏族谱》所载第七世蒲寿庚相吻合：宋度宗咸淳二年为泉州市舶等职，咸淳末年平海寇之功授福建安抚使、沿海督置使……生子长曰师文，次曰师斯，三曰均文。永春蒲氏为师斯一脉。
　　到了明清，见证了刺桐港兴衰的蒲氏家族逐步衰落，其后裔分别避居永春（达埔镇汉口村）、德化、晋江、漳浦，世代相袭，专注篾香制作，在此后绵长的数百年里，创办了“蒲庆兰堂神香铺”、汉口制香厂等。民国时期，蒲氏后人还到永春县五里街开设“蒲庆兰香室”，专制篾香，远销港澳地区以及马来西亚、印尼、越南等国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，这一“蒲庆兰香室”设在民生路边，开着一个大翻窗，窗边有小门可以进出，平日里开窗售货，关窗休息。时至今日，永春五里街的“蒲庆兰香室”仍保存香壶、碾槽等数代祖传的制作香料的器具。
　　据永春达埔兴隆制香厂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一代高僧弘一法师，与永春香道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说。相传1939年，时年60岁的弘一法师，在前往蓬壶普济寺静修途经达埔汉口时，忽闻清香扑鼻，顿感心旷神怡，如入佛门禅境，遂循香源入一香坊，进门时即合十连呼：“施主兴隆！佛珠尊荣！”并缘上香品九束，方才继续前行。后来，“兴隆”二字便被作为香坊名号流传至今，即为今天的兴隆制香厂。
　　“文革”时期，很多宗祠神宇佛殿被毁，神香生产自然萎缩。汉口制香业从地上转入了地下，制香的手艺人常常在夜里偷偷做，然后借夜色做掩护，挑到山上的自留地去晒，顶着被抓到批斗的风险，在市场间流动。直至1976年，制香厂才恢复篾香生产。
　　岁月流转，蒲氏制香工艺逐渐外传。如今，篾香制作工艺早已是汉口村乃至达埔的特色工艺，“汉口神香”更成为永春一大地方特产。
　　眼下，永春达埔镇拥有200多家篾香生产厂，香业总产值达4亿多元，占地1500多亩的中国篾香产业城已初具规模。整个达埔镇坐拥省著名商标7枚、省名牌产品1枚、13家制香企业通过ISO认证，产品不仅颇受大陆寺庙欢迎，更远销香港、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、欧美等国家，越来越多的制香厂借力现代技术扩大生产，实现转型升级。
　　香飘千年，文化绵延。如今，“中国香都”的制香者们更成为香文化的传播者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香道文化，在今天被赋予全新内涵，成为时尚的代名词、现代人士的新宠。 
　　（来源：泉州晚报　作者：叶舒雯 林联勇 梁白瑜 蒲远宝）